艺术圈都在焦虑什么？
当下，中国艺术生态正处于发展的重要节点，机遇与挑战旗鼓相当。每一位深耕于艺术圈的从业者都亲历着这一境遇，也都自觉体认着结构性的集体焦虑。他们在焦虑些什么？或许只有全面地了解焦虑，才会生出消解它的勇气。
刚刚结束的香港苏富比2019春季拍卖会见证了六件亿元级拍品的诞生，其中包括吴冠中的《荷花》、赵无极的《无题》以及张大千的《伊吾闾瑞雪图》。如今，天价艺术品频频诞生，这似乎已然成为当代艺术圈的“奇观式常态”。
香港苏富比2019春季拍卖会
历经40年发展，中国艺术市场规模如今跃居全球第二。特别是近些年来，文化艺术产业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野蛮生长，渗透进人们的日常生活。
齐白石的《山水十二条屏》在2017年凭借9.3亿元人民币的成交价成为价格最贵的中国艺术品
愈发丰富的展览，愈发昂贵的艺术品，愈发有话语权和影响力的艺术家……种种新气象似乎勾勒出一个潜力和内驱力并存的当代艺术生态剪影。
文化消费正在引领新一波消费热潮
然而大部分人很难真正意识到这一剪影背后隐藏着的焦灼与不安——高人才成本、低成功率、十分“玄学”的遴选机制、难以精准量化的价值……事实上，这些难题长期以来被每一个圈内人共享，它们构成了中国当代艺术生态的结构性焦虑。
艺术圈残酷的竞争从艺考开始
艺术家、策展人、艺术学生……每一个从业者都体认着自己的身份焦虑。我们从这三个角色入手进行深度采访，希望以此来还原出更为真实而明晰的艺术圈焦虑图景。
今年欧洲艺术古董博览会（TEFAF）首次发布专门聚焦于中国艺术市场的研究报告，细数了近40年来中国艺术市场的惊人发展历程，同时描绘出颇具挑战性的未来图景。
TEFAF展会现场
报告认为：中国艺术市场的原生封闭性将在西方蓝筹画廊的新一波登陆潮流中被逐渐消解。同时，西方艺术品和市场规则的涌入也会对本土艺术生态产生一定的冲击。
对于中国当代艺术家而言，这无疑意味着竞争局势将会变得更为紧迫。
今年的香港巴塞尔艺术展就非常直观地展现出西方蓝筹画廊对于本土画廊的冲击
此外，从国内艺术消费偏好来看，“千禧一代”藏家展现出对于西方当代艺术的独特偏爱，而主导未来十年艺术市场的老一代藏家则始终保持着对中国古代与近现代书画器物的青睐。中国当代艺术夹在西方当代与中国古代近现代市场之间，处境十分尴尬。
2017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统计年报
中央美院教授、台湾艺术银行前执行长张正霖分析道：“中西方画廊正在对本土藏家的培养和保存上展开激烈竞争。新一代藏家的品位越来越国际化，收藏目的也与老牌藏家有所区分。过去的藏家是为了投资而收藏，而新一代的收藏动机更倾向于自我满足和追逐潮流的需求。”
面对未来可能发生的内外交困局面，艺术家们同样有所体会。艺术家林于思说：“买家面对作品时越来越谨慎了，尤其是对年轻艺术家的作品。”
但对艺术家而言，市场好坏与否始终不是他们最重要的关切，回应焦虑的最好方式依然是潜心深耕于自己的艺术世界。
艺术家林于思
“我觉得焦虑其实在任何行业都是一样的，无非就是怎么‘突破自我’。无论是外在的还是内在的，这四个字都可以概括，而艺术家最大的乐趣和焦虑可能都来源于此。”林于思说。
林于思《我烧了自己的房子背朝大海再不回来》
面对焦虑，他显得平和而乐观：“做好自己手头的工作，竭尽所能且欢欣鼓舞的接受任何结果。”这样一种安静、积极的情绪也始终沉淀在他的水墨作品中——在他笔下，“人”的微小形象仿佛融化于无界限的周遭环境，展露出艺术家旷达与洒脱的心境。
林于思《等风来》
策展本质上可以归结为一种艺术再创作，通过这一环节，艺术作品被赋予了更多开放性解读的可能。
策展人王晓松认为，展览是对作品的一种翻译，借此把作品承载的观念和信息通过不同的视觉方式传递给他人。策展人的职业使命要求他们必须“把不可能变为可能，把抽象的思想视觉化、为人理解艺术打开各种可能的方便之门。”
策展人王晓松
近些年来，国内艺术展览呈现出更为丰富和成熟的景象，工作之余走进展厅欣赏艺术成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生活方式。生活水平和展览质量的提高毋庸置疑地重塑了人们的艺术消费习惯，屡屡出现的“故宫跑”就代表了这种井喷式的文化需求。
“故宫跑”背后是井喷式增长的文化需求
然而，大量滥竽充数的投机型“网红”展览让人不得不怀疑这一盛况的真实性。许多迎合社交需求的“网红”展已然成为自拍背景墙的“短租商”，而艺术本身的严肃性和崇高性被利用，沦为笑柄。
艺术展览生态堪忧，甚至出现了冒牌展览。
更令人感到担忧的是这样一种无内容、不严肃的展览类别正逐渐重塑着年轻一代对于艺术和展览的定义，这无疑是对策展人与批评家的一记重击。
对于部分年轻人而言，走进展厅似乎并不是想要欣赏和学习艺术，而是一种社交形象的自我塑造。因此展品是否足够吸睛，展场能否拍出好看的照片成为他们挑选展览的首要原则。
网红展的炙手可热或许代表着严肃艺术的失语
在这样吊诡的情形下，一大批“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展览应运而生，走上流量高地。然而真正有艺术内涵和恒久价值的艺术展则被埋没在角落，忍受着“怀才不遇”的落寞。
王晓松对于我国当代展览现状感到担忧：“眼下本土当代艺术展览鱼龙混杂。整体上看，虽然技术水平在缓慢提升，但艺术家、作品和展览的观念仍旧比较落后陈旧，有时候美术馆的展览做得还不如画廊好。”
庞大的展览基数难以掩饰“鱼龙混杂”的困境
展览生态不容乐观，同样与本土艺术创造面临的源头端困境有关。
王晓松认为，这些年本土艺术家的创作不太行——青黄不接、直面问题的较少、贩卖假大空的较多。“很多所谓‘当代艺术从业者’本身思路就不清楚，社会环境又很不友好，内外交困。”
他将艺术家当下的这种状态总结为“艺术家非艺术需求的不断提高与艺术创造力不断萎缩之间的矛盾”。
本土艺术家面临着“非艺术需求的提高与艺术创造力萎缩之间的矛盾”
但危机同时也意味着某种转机，“可能这也正是做展览的好时候，因为一旦有靠谱的展览就很容易显现出来。”王晓松说。
面对这些困境，他的态度很坚定：“唯有靠时间才能改变一切——前提是要有死磕到底的精神。”
时尚芭莎艺术采访了五位来自不同院系和不同专业的艺术学生，他们的焦虑与回应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代表性，大致浓缩成了艺术专业学生的“焦虑群像”。
与其他同龄人一样，艺术专业学生最大的焦虑是就业，而这一焦虑的根源主要在于学院教育与行业需求之间的错位。
“感觉学校和行业之间还是存在着很大的鸿沟。学校对于学术性、理念化的东西比较重视，这一点和重实践的行业有些难以互恰。很多时候我们需要自学就业方面的知识。”一位学习文化产业管理的同学说。
学院教育与市场需求之间的矛盾存在于各行各业，而在艺术领域，这一矛盾似乎被格外放大了。过于学术性、理想主义的学院派教育风格难以很好地对接倾向于实践性、实用主义的行业需求，导致许多学生对于未来的职业规划与艺术方向十分迷茫。
一位艺术史专业的同学说：“我们和美术馆画廊之类的艺术机构接触机会太少了，学校对实践的支持力度不够。在纽大学策展的本科同学可以每周大量时间在古根海姆呆着现场学策展，我们就不太行。”
对于学习艺术创作的同学而言，这一差异直接体现为艺术性和商业性之间的矛盾。象牙塔式的学院对于创意和观点包容性更强，容许先锋性和试验性的创作存在，而市场依然会有大体的趣味偏好来制约部分艺术生产者的创作。
“进入市场后，你就不得不在创作时去考虑许多非艺术因素，自己原本的创作概念会变形，整体还是会有一种商业对创作的制约存在吧。”一位美术系学生说。
象牙塔式的学院在某种意义上保护了先锋性和实验性的艺术观念
另一个焦虑则是面对高门槛、高封闭性的艺术界，身处外围的学生很难从中找到合适的信息渠道。
“艺术圈里的许多信息和知识都有很强的隐蔽性，给人的感受就是这个圈子云里雾里的。你可能需要经过许多年的历练才能够对这个行业有一个较为完整和成熟的认知。”一位学生说道。
想要对艺术圈有清晰认知和整体把握需要时间的积累
高度精英化的艺术圈算不上特别大，因此人脉与师承显得更为重要。对于圈内新人而言，想要从中找到正确的方向十分困难。在艺术专业学生眼里，“艺术圈”既近又远，若即若离，构成了与他们关系暧昧的“魔幻现实”。
一位顺利保研的设计专业学生说：“焦虑本身就是不断地逼着自己做选择，做完选择就不焦虑了。”
“个人来讲，我不觉得焦虑一定要消解，我觉得焦虑是好的东西——它让我比别人跑得更快。未来从事艺术的人只会更加焦虑，越是接近圈子核心，你就越焦虑，因为大家都跑得太快了。”一位有志于成为艺术家的学生这样说。
“越是接近圈子核心，你就越焦虑，因为大家都跑得太快了。”
与已经进入业界工作的从业者相比，面对焦虑的学生们掌握的资源和信息都显得微乎其微，因此在焦虑面前他们更加势单力薄。很多时候他们只能孤军奋战，“靠自己”是最普遍的解决方案。
迷茫痛苦但仍旧满怀希望，是学生的形象。每一段答复背后仿佛都藏匿着一个倔强的苦笑。
中国艺术人正站在时代的风口浪尖，面对规模全球第二大的市场体量，未来既有无限机遇，也有一路荆棘。
与西方艺术行业耗费数百年建立起来的完备生态链相比，新兴而蓬勃的本土艺术圈面临着作为后发者的艰难与困境——市场结构的畸变、制度与模式的“水土不服”、艺术氛围与公共认知的缺失。每一位有志于在艺术圈中深耕的从业者，都需要直面由此引发的危机与焦虑。
集体性焦虑用最为真切的方式见证着一个行业，乃至一个时代的困境与瓶颈所在，同时鞭策着每一个深耕者去开拓革新、创造价值。
焦虑的存在毋庸置疑，但面对焦虑的态度或许无意中能够改变你我的人生轨迹。焦虑可以只是焦虑，但也可以是“艺术家最大的乐趣”，可以是“让我比别人跑得更快的好东西”，可以是“逼着你不断做选择”的动力。
在这个“全员焦虑”的时代里，或许只有死磕到底的精神，才能带来改变一切的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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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文/路子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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